【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是文史专家雷颐集大成的一部文史精选，其中基于他几十年学习、研究历史所养成的“历史性思维”，冷静客观地分析了辛亥革命之所以突然爆发的复杂“原因”，从而得出环环相扣的学术论断：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化；只到时机已逝、丧失了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然而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作一点让步和妥协，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完全是被“形势”推着走，改革的空间终于丧失殆尽。

    一、清王朝的“抽心一烂”

    清王朝回光返照式的“同治中兴”，直接归功于曾国藩等人拼死镇压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进而初步开启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然而，正当曾国藩竭诚报国并且功成名就的时候，他的亲随幕僚赵烈文却预言了清王朝的历史宿命：“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训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关于赵烈文这番话，雷颐给出的解释是：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渐渐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而且中央政府没有先烂掉，所以现在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据赵烈文估计，今后会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大概不出五十年就会发生这种灾祸。当对晚清这段历史了解越来越细、越来越深时，重读此事，不能不佩服赵烈文眼光的老辣。

    事实上赵烈文眼光的老辣，仅仅限于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正统儒教汤武革命、改朝换代式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循环；也就是雷颐所说的纵向维度的“历史性思维”；却严重缺乏既全球化又现代化的开放思维。他说出这番话的时间是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元1867年7月21日。一年之后，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平生第一次觐见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同治皇帝。直到此时他才初步意识到，清王朝其实早已“抽心一烂”。只是这种“抽心一烂”并不是赵烈文所说的“主威”弱化的“根本颠仆”；反而正是这种“主威素重，风气未开”的皇权专~制体系，通过“逆淘汰”的统治权术和用人制度，直接扼杀了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以至于整个朝廷连一名足以力挽狂澜的皇室成员和忠良大臣，都找不到了。

    尽管如此，曾国藩、赵烈文以及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等人，依然把维护专~制统治的希望，一厢情愿地寄托在超稳定的传统农耕文明，尤其是正统儒教神道设教、愚民自愚的天人合一、政教合一、家国合一、忠孝合一的惯性思维，以及与其相配套的闭关自锁、盲目排外、等级森严、高度僵化的“主威素重，风气未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克思在九年前的1858年10月8日，就在写给恩格斯的书信中以既全球化又现代化的眼光，把中国的清政府和日本的将军幕府在西方炮舰打击下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形容为“门户开放”。在他看来，随着【共产党宣言】没有预见到的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先后完成殖民地化，以及亚洲市场的逐步打开，资产阶级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这个过程看来已经完成了”。除欧洲以外，“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

  二、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思维

    马克思的预言很快在中国的近邻日本得到了落实。1868年4月6日，日本明治天皇亲率文武百官在京都御所紫宸殿，向天地神明郑重宣誓道：“我国即将进行前所未有之变革，故朕躬身先众而行，向天地神明宣誓，定斯国是，立万民保全之道。盼众卿亦念兹在兹，同心戮力。”由明治天皇颁布的“五条御誓文”，主要包括其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其二，上下一心，盛展经纶；其三，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毋使人心倦怠；其四，破除旧有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其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业。该誓文明确表现出既全球化又现代化的开放眼光，主动融入人类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初步体现了以人为本、意思自治、契约平等、民主参与、宪政共和、大同博爱的既全球化又现代化的价值体系和文明常识。日本历史上被称为明治维新的改革开放由此启动。

    但是，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统治者，即使因为两次鸦片战争而付出割地赔款的沉痛代价，也依然不愿意主动放弃“主威素重，风气未开”的皇权专~制体系。1889年2月，18岁的光绪皇帝于大婚之后开始名义上的亲政，朝廷大权依然把持在幕后训政的慈禧手中。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在1894年7月25日爆发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军队被后来居上的日本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

    1894年9月下旬，恩格斯在致劳拉·拉法格的书信中认为，刚刚发生的中国与蕞尔小国日本之间的甲午战争，将成为近现代化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不管这次战争的直接后果如何，有一点是必不可免的：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经济体系将完全崩溃。在那里，同家庭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过时的农业体系，是通过严格排斥一切对抗成分而人为地维持下来的。这种全盘排外的状况，已由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争而部分地打破了；这种状况将由目前这场同”亚洲人、即中国人最邻近的敌手的战争来结束。······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将被迫欧化，全部开放它的港口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亿万人口的旧体系完全摧毁。”在恩格斯看来，中国社会“被迫欧化”的改革开放，是“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是全球化的人类共同体中值得肯定的一种文明进步。

    正如马克思1858年既全球化又现代化的改革开放预言，在中国社会基本落空一样；恩格斯所说的“被迫欧化”，在中国社会依然没有能够顺利展开。当一部分朝廷大臣以战争失败为借口，请求慈禧太后中止为操办60大寿而挪用巨额军费扩建颐和园时，慈禧太后表现出的依然是“主威素重，风气未开”的精神面貌和思维惯性；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严格排斥一切对抗成份”的闭关自守、全盘排外的原始落后思维和狭隘顽固心态：“今日令我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

    慈禧太后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898年也就是旧历戊戌年6月，光绪皇帝按照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实行维新变法。被恭亲王奕䜣斥为“广东小人”的康有为急功近利而且利令智昏，竟然与谭嗣同等人密谋采取武装包围颐和园的方式，发动一场废掉慈禧太后的宫廷政变。64岁的慈禧抢先一步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并且诛杀谭嗣同等人，再一次用血的教训向世人宣示：“今日令我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

    继曾国藩之后勉强支撑清王朝末世残局的，是他早年的幕僚李鸿章。李鸿章的淮系官僚之所以能够替代曾国藩、曾国荃的湘系官僚，就在于他比曾氏兄弟更加善于把握历史大势。借用雷颐录入该书的【成大事不能昧于历史大势】一文中的话说，“历史大势证明，华洋杂处的上海在近代中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洋人在中国政治中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谁能掌控上海，谁就财大气粗；谁能与洋人打交道，谁就举足轻重。正是在防卫上海的过程中，李鸿章开始了与洋人打交道的漫长生涯，也因此他后来才能在政坛上超过‘湘系’，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权臣。”

    在当年的清王朝中，李鸿章的聪明才智堪称是首屈一指。但是，他个人的聪明才智无论如何也不能把闭关自守、全盘排外、顽固保守、积贫积弱的清王朝起死回生。在一次又一次的外交谈判中，政治强人李鸿章不得不在有“理”无“力”的被动无奈中委曲求全、丧权辱国。沿着只改器物不改精神的洋务改良运动走下去，1911年规模不大的一场武昌首义，便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辛亥革命。距离赵烈文预言的50年提前了6年的时间，随之而来的便是“方舟无助，人自为政”的军阀混战。

  三、“臣不得不死”的君臣关系

    录入该书的【“臣不得不死”——封建专制下的君臣关系】一文，既是雷颐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反思，更是对于正统儒教天人合一、政教合一、家国合一、忠孝合一之类的神道设教愚民自愚、等级森严、盲目排外的天理纲常的拆穿揭露。以“崇正辟邪”、“忠君卫道”为神圣诉求的民间会道门组织义和团，比起广行善事的洋教即西方基督教，分明是更加野蛮，更加黑暗也更加邪恶的神道团体。它不敢向本国本土的专~制强权宣战，却偏偏以【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水浒传】中的宋江之类替天行道的草莽英雄为榜样，利用种种“莫须有”的神道罪名对更加文明进步的“洋教”大开杀戒。一切与“洋”有关的人和事，都被义和团极端仇视。来自西方的传教士被称为“毛子”，加入“洋教”的中国人被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学”、“用洋货”的各色人等，也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至“十毛子”。更加恐怖的是，当义和团得到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明确支持之后，镇压“洋教”运动很快演变为中国人残杀中国人的神圣借口：“夙有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婴儿生来迎月者亦杀之，惨酷无复人理。”

    慈禧太后操纵利用义和团的结果，直接招来八国联军的武装侵略。一旦遭遇真正的洋枪洋炮，义和团自欺欺人的神通广大、刀枪不入，再也没有用武之地。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不思悔改，反而一边针对“崇正辟邪”、“忠君卫道”的义和团实施血腥镇压，一边把全部罪责推卸给朝廷大臣：“这都是刚毅、赵舒翘误国，实在死有余辜。”就这样，“臣不得不死”的天理纲常、道德伦理，又一次演变为自以为绝对神圣绝对正确的专~制皇权，对本国大臣及民众的一网打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清王朝的洋务维新和改良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却并不意味着这种洋务维新和改良变法一无是处。1874年日本侵占台湾的炮声，惊醒了老大自居的清王朝，李鸿章适时提出渐缓西征、全力经营海防与海军的建议。远在西北边疆的湘系官僚左宗棠，却在答复总理衙门的咨文中坚决主张水陆并重，一边收复新疆，一边加强海防。经过反复协商，清政府正确实施了海防、塞防并重的方针政策，从而确保了新疆地区的及时收复。雷颐为此在没有录入该书的【晚清海防、塞防之争】中，曾经写下充满智慧的一段话：“一些重要问题，并不能只由‘有关’官员参加讨论，因为‘有关’人员往往只想到自己的利益。相反，看似‘无关’的人员也同样参与讨论，他们的意见应同样受到重视。······重大问题往往事关全局，所以应当全局讨论。”

    到了该书的自序中，雷颐进一步总结道：“改革”是当事各方都以理性的态度妥协的  结果，只要有一方坚持不妥协，就无法“改革”，社会矛盾必然以“革命”一类的暴力方式解决。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并不是革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的。在社会矛盾中，统治者往往居于“主导”地位，革命往往是由上层的种种“极端”触发、造成的。所以，与其说“革命”是下层“激进”的结果，不如说是由上层的“顽固”逼迫出来的；与其指责下层“过激”，不如指责上层的“顽固”；与其呼吁被统治者“告别革命”，不如吁请统治者主动改革。

    雷颐在这里表现出的，已经不单纯是他自己所说的纵向维度上的“历史性思维”，更为重要的还是马克思、恩格斯100多年前就已经明确阐述的既全球化又现代化的全面开放思维，也就是现代社会所普遍认同的以人为本、意思自治、契约平等、民主参与、宪政共和、大同博爱的价值体系和文明常识。其实是1980年代之后的事情。今天的国人只有明白这些环环可扣的历史事实，才会更加珍惜改革开放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雷颐著【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本文原载【随笔】2011年第5期。诚谢作者和读者）

                                                                                   诚谢作者和读者！       ——老李观海  2021年6月28日